該劇對日本戰俘的描寫沒有簡單化，而是深入其內心世界，用大量的細節刻畫出他們人性艱難復蘇的過程。編劇劉嘉軍說，劇中的不少人物都有原型，比如日本著名反戰人士小林清，中方為日本戰俘授課的我留日回國人員符浩、李初犁等。他說，為俘虜的敵國士兵辦一所學校，這在世界戰爭史上絕無僅有。共產黨人化敵為友的博大情懷以及對和平的熱愛和向往，是很有現實意義的開掘點，于是他決定寫一部電視劇。他為此花費許多精力和心血，全面了解中國抗戰各方的詳細情況，了解日本軍國主義的方方面面甚至日本民族的風俗習慣，仔細閱讀了當年轉變過來的日本俘虜以及我方敵工人員的回憶錄等。他還把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和第三卷反復閱讀了十幾遍。他告訴筆者，在寫作我敵工人員強壓仇恨，克制自己，善待戰俘的時候，他也曾經因為作為一個中國人、一個編劇，難以首先說服自己，無法編織可信的情節而徹夜難眠，在酷暑季節用雙臂擊出浴缸里所有的水來發泄。最終通過冷靜的思考，他終于想到：心戰比雙方面對面地廝殺更激烈，更令人心靈震撼！優待俘虜，令日寇對八路軍的反面宣傳不攻自破，而且使昔日的戰俘成為反戰斗士，甚至犧牲在反法西斯戰場上，還有許多人回日本后成為推進中日友誼、反對日本政要參拜靖國神社的骨干。消滅法西斯，追求世界和平，讓人民過上安居樂業的生活，才是中國共產黨的追求。想通了，下筆也就更加順暢。中央重大革命和歷史題材影視創作領導小組副組長李準認為，這部劇反映的題材非常獨特，無論重大題材還是非重大題材的影視作品都沒有表現過，是延安歷史、延安精神的新發現，不但有揭秘感，而且具有人性的深度，體現了共產黨的博大胸懷和偉大的人道主義、國際主義精神